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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抗战对鲁迅的影响

时间:2020-12-12 15:15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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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抗战对鲁迅的影响


  1935年10月21日,鲁迅与内山完造(左一)、野口米次郎(右一)摄于上海闸北六三园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闸北防线展开进攻,其后战线一直延伸到上海郊区的江湾、吴淞、浏河、嘉定、南翔、真茹等地,战火几乎覆盖了上海租界东北、西北和西南的广大地区,给所在地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这场局部战争虽然只延续了34天,但显示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激起了全国人民空前的团结御侮的民族精神,为5年以后的国家全面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我们从鲁迅一家的避难与脱难过程中,可以感受到这场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和对鲁迅民族主义思想形成的巨大影响。

  北四川路的日军暴行

  1932年1月28日深夜11点30分,日本陆军大佐鲛岛率领8辆战车和千余步兵,横穿北四川路从虬江路向宝山路发起攻击;另一路集结在日本人小学和福民医院内一个大队的日军则横穿马路从秦关路向驻守在宝山路的十九路军展开攻击——“一·二八”淞沪抗战全面爆发。

  28日深夜日本人发起的这场战争并没有按照日本军队预期的那样发展,沿北四川路往西进攻的三路日军均遭到了十九路军各部的迎头痛击。在头三天的战斗中,日军不但未能攻破宝山路一线阵地,反而损失了很多日军性命。由于连遭惨败,为了巩固后方,日军开始疑神疑鬼,惊惶失措,策划实行“一清视线,二清埋伏”战术。2月29日凌晨3点左右,日军攻击受挫,便纵火焚烧淞沪铁路两侧的民居。一时间,从南到北,从北四川路往西沿淞沪铁路两侧一带烈焰冲天,幢幢民居化为灰烬。不但如此,稍后几日,日本宪兵队为了清理他们眼中的所谓可疑建筑,也开始在北四川路及其附近的东体育会路、欧嘉路(今海伦路)、狄思威路(今溧阳路)、东宝兴路等地大肆烧毁建筑,众多当地百姓四处奔逃,无家可归,有些甚至被烈火和枪弹夺去了生命。

  另一方面,为了所谓的“清理埋伏”工作,日本宪兵队开始任意搜捕,随意残杀上海百姓,虹口居民几乎全成了日军眼中的便衣队,北四川路一带尤其为甚。战争爆发之初,作为中国人民的一个好朋友,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就住在北四川路路底,到处去保释被日军抓捕的中国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花甲录》里完整记载了挽救周建人的情境:

  ……我回店里,大家才放了心。正在这时候,店前走过一群中国人,他们被陆战队和自警团押着,正要送到陆战队去。我不经心地朝着这群人看了看,发现里面有鲁迅先生的亲弟弟周建人先生和他的家属。我赶忙跑出去,跟陆战队说明理由,让他们把周建人先生一家释放了。以后,我让他一家先在我家里落了脚,第二天让他们拿着我的名片,到安全地带避难去了。这虽是一件偶然的事,但确实太好了。因为当时有一种传说,抓来的人,陆战队不可能一一地审问,统统都在私下传来传去的过程中被暗暗地杀掉了。

  事实证明,内山完造关于日本海军陆战队随意残杀无辜百姓的回忆是正确的。“一·二八”抗战爆发最初的六七天内,北四川路一带被日军枪杀的就不下40余人,被拘捕后下落不明者更是不计其数。武昌路上的三元宫、北四川路上的东洋大戏院、广东大戏院和日本小学都成了日本宪兵肆意拘捕、蹂躏和残杀中国人的场所。1932年2月3日,新闻从业人员蒋廉外出办事不幸被日军便衣队搜查,指为军事密探,关押在黄埔码头的铁驳船上,他脱险后回忆:“船上押着135名中国人,均被双手反缚,蜷缩舱中,血染全身。4名日军武装陆战队员日夜看守,严密监视,并用刺刀铁棍任意凶殴,两天内有70人被日本兵押上码头斩首或枪毙。”

  王阿发是一个黄包车夫,战争开始不久即被日便衣队拘捕,禁锢在武昌路(北四川路支路)三元宫内(日军司令部所在地),后设法从该处逃了出来。他向人诉说:

  该处日兵二十人,押有我国男女同胞三百余。对我同胞备极虐待,勒令跪地,任意用铁棍毒击。被击落者轻则血流遍地,重者骨碎目突。更用雪亮犀利如割稻用之镰刀,由颈项拉割衣服,直至小腹以下(盖解纽扣迟慢,故用镰刀割也)。因之有胸腹割破,肠流血涌,满地哀号而死者,为状奇惨。(日军士兵)对我女同胞百般侮辱,迫令全身衣裳脱去在地面旋滚。日兵则骑其背,挞其身,以为笑乐。……可怜我妇女求生不得,觅死无从,哀啼惨号,不忍卒睹。(《日本侵略淞沪暴行之真相》,上海同志出版社,第22页)

  北四川路西边宝山路、柳营路和北边江湾地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大大出乎日军的预料,尤其是距离北四川路底西边不远的八字桥争夺战,日军久攻不下,战线一直无法向西、向北推进。战事拖得越久,日本军队对北四川路一带的破坏就越严重。战后统计,“一·二八”抗战期间北四川路有文献可查被杀的无辜群众就多达600余人。整条北四川路十室九空,居民坐不安席,一日数惊,纷纷逃往外埠或公共租界。在枪炮声连绵不绝,到处都是火光冲天,个体生命完全得不到保障的背景下,作为住在北四川路路底的一个普通中国家庭,从未亲历战争残酷的鲁迅和周建人两家人也难逃厄运,受尽了地狱般的灾难洗劫。

  

“一·二八”抗战对鲁迅的影响


  1932年中日战争中虹口居民涌入对岸租界

  鲁迅的避难与脱难

  鲁迅是1930年5月12日,因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活动被国民党密令通缉迁入北四川路194号的拉摩斯公寓的。此处北临北四川路,对面是工部局学校,西北斜对面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鲁迅的住处是A3楼4室,此住房是以内山完造的名义租下的。1932年1月下旬,由于日本连日不断派海军到上海增援,又向上海市国民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北四川路路底的形势已相当紧张,不少人仓皇迁徙。

  鲁迅本来是没有打算离家避难的,只是让许广平多买些食品。28日深夜,鲁迅正在自己的公寓书房里伏案写作,忽然对面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灯火尽灭,从院子里开出一辆辆汽车和战车急速向南驰去。许广平在她的《内山完造先生》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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